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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衡会战的战争经过

发布时间:2019-09-04 20:45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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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4年5月26、27日,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、湘北之军发起攻势,揭开湖南会战之序幕。会战伊始,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,主要有两派主张: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,不如主动放弃,退守湘桂路,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;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,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。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;后者以军令部长徐永昌、参谋长封少君为代表。

  28日,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,军令部长徐永昌在会上报告鄂南敌情,认为“此番最显著之迹象,敌军质的方面虽不见甚精良,而量则普遍俱有增加,中国战场(除滇西、滇南外)现约有敌军34个师团,为武汉会战以后之最高峰。而以此次北战场战役观之,我指挥与战斗能力均见减低,此层至堪忧虑”。蒋介石对徐永昌的分析表示认同。次日,军委会最高幕僚会议继续讨论湘鄂战局。据参谋长封少君日记,与会诸人“咸认粤汉线势且必失,多主张于湘桂线准备,并以北战场反攻为不可能,与其徒作牺牲,不若抽撤整理”。徐永昌、封少君力排众议,认为湘桂路地形易攻难守,应先于粤汉路部署抵抗和苦斗;北战场方面,仍须积极反攻,否则节节败退,抗战前途实堪忧虑。徐永昌日记载:“余气极发言,诸人皆无语。”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的与会人员包括参谋总长、副参谋总长、各部部长(军令部、军政部、军训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等)、侍从室主任、海军总司令、航空委员会主任、军法执行总监、军事参议院·院长等。他们大多主张放弃粤汉线的抵抗,显然已对粤汉线的仓促防守失去信心。退守湘桂路,可赢得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,在此期间从各方调集兵力,在桂林附近组织决战,或有致胜的希望;鄂北与广西桂林相距约七百公里,对攻者来说,如同橡皮带一样,拉得愈长,就愈薄弱,超过了极限,就可能绷折。退至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就有这样的优势。白崇禧力持这一主张。而封少君主张于粤汉路节节抵抗,一方面是激于义愤,同时也有他的战略考量。

  据徐永昌日记,军事委员会内部多数认为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欲打通平汉、粤汉至湘桂线迄镇南关。而徐永昌对日军欲打通大陆交通线、摧毁西南空军基地的说法不以为然。他判断日军的企图是“欲打击我之野战军,杜我反攻或转用”,认为日军的进退程度,全视国军的反击力度如何。如前所述,打击重庆军与打通大陆交通线、摧毁西南空军基地,均是日军“一号作战”的战略意图。徐永昌之所以对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认识不清,乃因为他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。他认为日军“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,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”。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、封裔忠在北战场抵抗不力,迅速败退,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讥评,封少君认为,若粤汉线也不战而退,“抗战前途尚堪问乎?”封少君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。

  日军欲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,有三个要地必须攻克,即长沙、衡阳、桂林。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,鄂南、湖南为第九战区,司令长官是薛岳;广西为第四战区,司令长官是张发奎;广东为第七战区,司令长官是余汉谋;鄂西为第六战区,司令长官是孙连仲。这四个战区中,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;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。

  日军预定的作战路线是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,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,以第九、第四战区军为主敌。日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考虑到:“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,自应全力以赴。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几次作战都大得多,长沙一举可破。因此,战局的关键乃在于衡阳长沙之间敌军进行侧攻时的决战,估计攻下长沙后不致立即出现侧攻,而在进攻衡阳时,当前重庆军将会全力展开。”日军预测,衡阳地区位于军第九、第六、第四、第七4个战区之间,主要决战肯定将在其周围进行。

  日军从一开始就动用强大兵力,第一线个师团并列于湘北、鄂南之华容、岳阳、崇阳一线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、蒲圻和崇阳一线日,日军兵分三路南攻:右翼渡洞庭湖趋沅江、益阳;左翼从通城分趋平江、渣津;中央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。日军号称在东西约120公里,纵深约50公里的地区展开规模宏大的野战。

  重庆军委会电令第九战区准备在长沙、浏阳之间与敌决战。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,重庆当局开始除从第六战区抽调1师增援外,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。薛岳请求蒋介石从第三、六、四、七战区抽调兵力增援,而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应战。直至战役开始一段时间后,感到日军来势凶·猛,才陆续从周边战区抽调兵力参战。

 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署的战区防卫战略是:在湘江东、西两岸,步步阻击,消耗敌军,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,诱敌深入后,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。但薛岳的这一战略部署是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,日军早有防备。日军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,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,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。另一方面,日军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,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。军总体参战兵力虽超过日军,但在要点的防守攻略上,兵力反居劣势。

  薛岳的外侧作战既不利,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。日军以两个师团约3万余人围攻长沙,而薛岳仅以1个军(第四军,军长张德能)守备,战斗兵员不过1万余人,守备的兵力与阵地绝不相称。其次,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是:“为了攻取长沙,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。为此,派遣有力兵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,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相互策应。”而薛岳在防守长沙的兵力布置上,令张德能以第四军的2个师守长沙城,以1个师守岳麓山。岳麓山位于湘江西侧,与长沙城隔江相对。在地理位置上,岳麓山居高临下,俯瞰长沙城,为长沙整个阵地之锁钥,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,岳麓一旦失守,长沙决守不住。守备岳麓山的第九师除缺员外,战斗兵不过3千人,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(岳麓山周围设防),实属防广兵单。迄岳麓形势危急,张德能临时转用兵力,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,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,渡江船只准备不足,反而自乱阵脚,动摇军心,导致长沙迅即失守。长沙决战计划落空。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,至6月18日长沙失守,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。 再说重庆军令部直至长沙失守一周前,才拟出作战指导计划,并经蒋介石批准。在这个作战指导计划中,军令部拟定的作战方针是:以巩固重庆、昆明,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为目的,进行战略持久战,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、秦岭、巴山、鄂西、湘西、桂东、滇南各要隘,严防“敌奸”之侵入,见机再转攻势。从这一作战方针看,军令部主要担心日军西进,威胁重庆陪都和西南国际交通。王世杰日记称:“一般推测,以为敌军企图攻占衡阳、桂林,俾免该地成为盟军空军根据地。”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已有相当准确的推测。从徐永昌日记可知,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。如军令部第一厅认为,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,并窥伺桂林。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。据他的推断,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(株洲以南)或即停止,即使窜据衡阳,亦决不至西入桂林。“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,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”,坚持认为日军没有打通粤汉、湘桂路的意图。·亦即长沙失守之当日,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,军令部部徐永昌、封裔忠、刘斐认为敌人必乘势进攻衡阳,并可能入桂林。徐永昌仍以为“敌兵力不足,尚不至企图入桂”。而军令部所属的“作战研究会”则得出结论曰:“此次湘北敌军蠢动,以目前情报判断,其企图似在打通粤汉交通,求击破我野战军,仍为守势作战,但根据前述倭既有从事决战准备之余裕时间及兵力,则仍有增加兵力来华之可能,敌能否进一步攻战西安、昆明及重庆等重要据点,企图乘机解决中国战场,实不能不深加警惕。”可见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甚不统一。

  据封裔忠称,蒋介石对他的敌情判断将信将疑,但对他所提努力打击日军的主张则表示同意。长沙失守后,白崇禧主张放弃在长沙、衡阳之间拼命抵抗,将防守衡阳的兵力调往桂林,着手桂林防卫战。封裔忠则主张,下一阶段仍要在长沙、衡阳正面作持久抵抗,两翼则相机与日军展开决战,以消耗日军,打击其侥心理。徐永昌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。

  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会战的第二阶段。日军总结第一阶段的战果称:“自开始作战以来,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九战区军的主力,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,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,如不将其歼灭,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、柳州方面进攻,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。”为此,日军的战略构想是:为了下一阶段攻取桂林、柳州,要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尽量歼灭中国军队,为此,设法引诱中国军队采取攻势。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交汇处,是进入桂、黔、川、滇四省的门户;湘江纵贯长沙与衡阳之间,是南北交通之要道。日军估计进攻衡阳时,中国军队将会全力展开攻击。为此,日军计划在攻取衡阳的同时,以主力搜索围歼对日军侧攻和前来增援的国军,重点击溃湘东山区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。

  军在第二阶段的战略是:中间防堵,两翼夹击,置主力于湘江之东西两翼,实施正面阻止,侧背猛攻,战略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大异。在此期间,军只以1个军用于衡阳防守,而东西两翼则先后投入了约13个军以上的兵力。6月20日,蒋介石电令各兵团以阻敌深入、确保衡阳为目的,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。具体的战略部署是:中央以一部于渌口、衡山地区持久抵抗,东翼主力由醴陵、浏阳向西,西翼主力由宁乡、益阳向东,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。但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,6月23日即兵临衡阳附近。日军在兵力布置上,以2个师团进攻衡阳,以3个师团进攻湘东地区,以1个师团进攻湘江以西。6月25日,重庆军委会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死守衡阳。6月26日,第九战区拟具于衡阳与日军决战计划,并向衡阳周围调集兵力。同日,蒋介石指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前往桂林,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。7月1日,蒋介石主持军事会报,获悉广东之敌已向清远与从化方向分路进犯。蒋认为日军“打通粤汉路之计,已不可遏阻矣!今日惟一要图,为如何能固守衡阳,增强湘桂路兵力,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,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图,则此次作战当不失为成功也”。

  这个时期,蒋介石一再电令各兵团依照“正面阻止,侧背猛攻”的战略攻击进犯之日军。第二阶段军委会下达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按照这一战略执行,要求前方各军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,或向敌人侧背发起猛攻,试图打破日军的战略企图。

  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节节挫败以后,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群加指责。作为国军最高统帅,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压力。7月中旬,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,谓豫湘战事颇减低中国信誉,拟令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(包括中共军队)作战。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。7月21日,蒋对出席整军会议的军委会各部会主官痛心疾首地说:“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,我们国家的地位,军队的荣誉,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,可以说扫地以尽。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,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!这种精神上的耻辱,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,以武力来打击我们,凌辱我们,还要难受!”据封裔忠记述,蒋介石当时“声色俱厉,数数击案如山响”,其心情之愤激可见。

  白崇禧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,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始终持有不同看法。鉴于敌我力量悬殊,他不主张国军与日军在正面·战场硬拼。他建议将国军兵力转向敌后开展游击,破坏其交通和后勤补给,袭扰和消耗日军。7月26日,白崇禧从桂林致电蒋介石,呈述其战略主张:对敌战法应重加检讨,查岳阳至衡阳铁路约342公里,水路约710公里,公路约720公里,敌军十万以上,补给不足,我于正面既不能击破敌人及阻止敌人,拟请改变战法,转向敌后袭击其辎重,破坏其交通,使敌饥疲无法持久。而军令部次长封裔忠则认为,在国内外舆论交加贬议的情势下,国军唯有发愤拼命,打几个胜仗,才能提高地位,扭转国际观感。封裔忠的意见大体上表达了蒋介石的心声。而白崇禧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的战略,可能对消耗敌人,与日军展开持久抗战切实有效,但难以在短期内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。蒋介石没有接纳他的建议。

  第二阶段的基本战局是,以衡阳为中心,在湘江以东山区(湖南攸县、茶陵、醴陵、安仁、耒阳和江西萍乡、莲花)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(宁乡、湘乡、永丰③),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。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,第十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,因而也最具影响。但衡阳守城战只是第二阶段战局的一部分。衡阳周围的增援和解围战,以及湘江东西两翼的攻防战,军不仅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,而且战斗亦十分激烈,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。衡阳沦陷后,白崇禧从桂林急电蒋介石,建议速将衡阳周围的第四十六军、第六十二军调往桂林,并请将其他部队大部撤至祁阳、零陵至桂林一线防守。从日军的战略意图看,日军占领衡阳后,必将迅速西进,攻取其下一目标桂林。白崇禧的这一部署显然是正确的。蒋介石接电后,让军令部加以研讨。而军令部建议将主力部队仍留在衡阳周围继续攻敌,其理由是:一、前线撤兵,敌必跟踪深入;二、激战之后,部队急撤,有溃退之虑;三、撤兵影响人心与盟军观感;四、当前态势,地理比较有利,利用现形势打击敌人,较退保桂林有利。军令部还建议蒋介石将白崇禧调回重庆。蒋介石再次接受了军令部的建议而否决了白崇禧的主张,电令各军反攻衡阳。12日,蒋介石再次训令各军“以攻为守,并袭扰敌后方”。

  湖南会战的结束时间,历来以衡阳沦陷为标志。实际上,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,蒋介石仍命令军继续在衡阳周边地区攻击敌人。直至8月下旬,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,调整部署,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。蒋介石判断“敌主力向衡阳西郊集中,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图”;蒋介石确悉日军更有深入广西之企图,命令第九战区抽调主力准备参加湘桂沿线作战。日军攻占零陵,整个湖南会战基本结束。

  9月11日,军事委员会筹商湘桂线防卸事宜,白崇禧再次力主撤全州兵力以增保桂林,其意以全州既难久守,不必徒作无谓牺牲,并请增兵桂林,担保桂林可守三四个月以上。徐永昌则以现时运至全州弹药,足供三个月之用,而且全州地形较衡阳为佳,尤利于守,似宜定一防守期限,纵即不能如期,亦可令其突围而出。这一次,蒋介石总算接受了白崇禧、封裔忠的主张,但为时已晚。桂林很快亦沦入敌手。事后分析,整个湖南会战期间,徐永昌、封裔忠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。如前所述,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,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。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,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,一意主张节节抵抗,步步阻击,处处设防。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。结果是,国军防广兵单,顾此失彼,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,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,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。湖南会战初期,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攻势和参战兵力估计不足,导致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。无论长沙、衡阳,均无充足决战之兵,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,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,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,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。与军不同,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,纵深部署,“亘全战役期间,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,但在重点方面,均居优势,且对长(沙)、浏(阳)、衡(阳)三要点之攻略,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, 战时军指挥系统是,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统帅部,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;军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,参谋总长、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,下设军令、军政、军训、政治和后勤等部,分掌作战指导、兵员征募、军队训练、政治教育、后方勤务等职能。战区之下,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军、军、师、团等。按照军事指挥系统,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,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。一些大的战役,蒋必亲自遥控指挥,通过电报、电话,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,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,甚至直接指令到团、营一级。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:“委员长每好亲拟电,亲笔信,或亲自电话,细碎指示,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,均为详及。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,亦乐于奉行,致责任有所诿谢,结果,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。因委员长之要求,即本部指导者,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。”

 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,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,或为了卸责,遇事均请示执行,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。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记载,当日军事委员会“会报不及两小时,蔚文(即侍从室主任林蔚)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,闻有时一团之活动,战区亦请示委员长,此非丛脞而何!”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长,深感蒋介石“权责集于一身,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,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,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,深用惶叹!”

  张治中1939-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。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:“蒋对军队的统率,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,养成习惯已久,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: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,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,如‘中正手启’是要特别注意的,如是‘中正侍参’(即侍从室主办的)也还重视,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,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。所以军令部、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,有时为求命令有效,也要用‘中正手启’名义发电。这种个人集权、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,坏处甚多,决难持久。……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。”

  蒋介石既集事权于一身,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。军令部次长封裔忠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,即认这种状况“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,将领骄不受命,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;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。此全系不运用组织,自毁机构能力”。中央军嫡系将领固然骄不受命,地方非嫡系部队长官或因待遇不平,或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,抗不遵命者常有之。长沙失陷后,蒋介石曾电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布守湘江以西,以拱卫西南大后方。薛岳拒不从命,声称必须固守湘东南,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通往香港之海道。而据徐永昌等人揣测:“薛伯陵(即薛岳)不欲至铁道以西,其心叵测,盖一旦有事,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。”另据徐永昌日记,军政部长何应钦感慨部队整理之难,即如近。在重庆之九十七军军长指挥不动其师长,言下唏嘘不置。

  此次湖南会战,除第九战区外,还从第三、第六战区抽调兵力。由于参战系统不一,容易出现多头指挥。除蒋介石越级指挥外,侍从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蒋的名义发号施令。薛岳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其防区内自有调兵遣将之权。李玉堂等集团军主官也可名正言顺地指挥其下属。衡阳会战期间,蒋介石指派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桂林,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。白崇禧在战略方针上本与军令部长徐永昌意见不一,薛岳的作战意图亦与白崇禧不同。在这种不统一、也不专一的多头指挥之下,难免前后矛盾,左右失调,令作战部队无所适从。以第六十二军为例,该军属余汉谋第七战区建制。长沙告急后,蒋介石电令陆军部次长封裔忠调第六十二军担任衡阳外围作战任务,归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。据该军军长黄涛晚年回忆,该军在衡阳参战期间,重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林蔚常以蒋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挥;薛岳也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来指挥;李玉堂又以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名义来指挥。第六十二军处于多头指挥而又命令不一的情况下,只好以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命令为行动依据,直接与陆军部次长封裔忠密切联系;有时故意藉蒋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调遣,薛岳亦无可奈何。·由于参战系统有别,多头指挥无所适从,部队长官骄不从命,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,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,协同作战能力差。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。第十军苦守衡阳40余日,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,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,无奈当内围突出时,外无援应;当外围进击时,内徒固守。另一方面,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,步调不一。各军逐次前往解围,此去彼来,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,结果坐失良机,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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